晚清时期“最有声望”[1]、具有近代意识[2]的学术大师俞樾（-），今有著作总集《春在堂全书》《俞樾全集》传世，其中有《右台仙馆笔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右台》）16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标为则笔记[3]。
俞樾
各种小说史、笔记小说史乃至史料丛刊中对《右台》多有涉及，但具体探讨的维度多局限于小说视角。俞樾是严谨的学者，又是一位富有现实感、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的作家，重读《右台》文本，其书的内容性质、题材特点与写作主旨等似可作不同的阐释。
一、混合型笔记：丰富而庞杂的内容
《右台》“杂记平时所见所闻”（俞樾自序），所记以男女婚俗及鬼怪事为多，而言事与人、记史、考据三者兼具，涉及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吴奈夫等人的《试论俞樾》中指出《右台》“其中许多篇幅都直接地反映了清代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活动，乡土气息十分浓厚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”。[4]全书30多次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等时事，记浙东“抢婚”“典妻”、上海“放鹁鸽”、苏州“仙人跳”等事，可藉以了解当时婚姻陋俗，特别是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，揭示民生疾苦，虽也记奇闻异事，而从中亦可窥见晚清社会的客观历史面貌[5]。
此书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一，记婚俗怪相，呈现晚清世风。
书中记载较多的婚恋奇异现象，如第9则记女子私奔，“背母而逃，致母于死”而误服生鸦片致死；第13则记女子私奔以海外归来之商为夫，而俞樾称“勿责其越礼也”；第则写宁波乡下唐某，因家贫岁荒，将妻子典给邻村王姓一年，王某改一为十，妻不能归，唐某投河而死；第则记“有情有礼”的狐仙。
有一些世风浇薄下因私情而害命之事，如第则写男女苟且而推夫入河中事；也有正面之事，如第10则嫁妇奉母，第74则老儒之女为旧房客拐后自救，第则“穷措大”书生与“甘苦相怜者”苏妓红兰得费媪相助终成眷属，第则写妓女秦娘与蒋生的爱情故事，第则记一书生与有情女殉情，第则女子不从贼人而智救父母，等等。
凤凰出版社版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至于“招租”“荷包出售”，杭州谚语之“铁门槛”事，并“可为冶游者戒也”。
身为清人的俞樾，既受笔记体古朴风习影响，也受志怪、传奇的影响，并且走向了以婚恋习俗为主要主题的极至。《右台》全书绝大部分涉及男女两方，展卷可知。神鬼精怪，千姿百态，俞樾也结合社会现实加以记述评议，对志怪并不排斥。
如第则记“绍兴城中有天官第”，吏官陈公访龙虎山，献茶时失手摔坏杯的童子，原为在真人府服役的龙王，后感陈公相助之恩而护其宅不受为灾，俞樾有“其情迹颇近荒诞，盖故老相传如此。沈君即绍郡人，言之凿凿，姑为记之。《齐谐》志怪之书，原不必其为信史也”之说，彰扬善报。并且，“言有裁量”方能“毁誉不淆”，弘扬人之气节方可“扶植善类”，且关乎士风世运，与天下安危相表里。
二，记士子沉郁或发达，写百姓疾苦，反映社会百态。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手稿
如第44则记绍兴坐馆者曾习申、韩家言，第68则下第孝廉坐馆抵债，第70则滇南边官依靠妻子代妓受杖筹钱归葬，第72则困于童子试的“十名相公”，第78则绍兴某生应试而好色“弛服横陈”受敲诈，第84则为读书人“性好博”转而从善之事，第则孝廉入赀为郎中，第则迂谨书生“防其前，未防其后”事，第则书生有情义而得助等等，反映读书人的读书、应试、求官、为官等生活状况。
第70则显示出下层官吏“从事万里，亦殊可怜”，以致客死他乡，只能依赖少妻受罪筹资归葬，俞樾评论说：“余谓此妇受辱虽甚，然究未失身，不得谓之不贞。不惜父母之遗体，以归其夫之遗骸，不得谓之不义。君子哀其志，悲其遇，未可重訾之也。”
而第则写通州恶霸毛某，“俗有土四衙之称”，横行乡里，乡民王长民打死了他的狗，毛某威逼乡民为狗买棺盛殓，还要写下“不孝狗男王长林”具名的讣告贴在大街上。这一系列记载，体现出现实生活中士子与下层官吏的艰辛，百姓的穷困，恶霸的为所欲为，反映出晚清社会种种世态人情。晚清衰败气象影响下的人文精神、社会百态，均可从中得到一定的认知。
三，记与鸦片相关事件、社会新事件，部分展示晚清对外交流状况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，中国人深受鸦片之害。全书涉鸦片之事众多，有超过10条的吞生鸦片致死之事，如第33则扬州某甲女“服阿芙蓉膏死”。第则记嗜鸦片者何某“忽得奇疾，十指先作痒，爬搔之，痒愈甚，乃以齿咬之，指寸寸断。以次及肩臂，及股，及足，凡口所及之处，无不啮者，血殷床褥。昼夜呼号，阅两月而毙”。
俞樾书对联
而第52则似为“其时皆言鸦片烟中有死人膏血”的辨讹，实借老儒贾慎庵之梦，揭示鸦片自乾隆年间倾销中国所造成的危害：“尝梦至一处，似大官牙署，……门忽启，有数人扛一巨桶出，一吏执文书随其后而去。众即拥裸妇入，贾亦随入。历数门，至一广庭，见男女数百，或坐，或立，或卧，而皆裸无寸缕。堂上坐一官，其前设大榨床，健夫数辈，执大铁叉，任意将男妇叉置槽内，用大石压榨之，膏血淋漓。下承以盆，盆满即挹注巨桶中。如是十余次，巨桶乃满，数人扛之出……使将此膏血灌入罂粟花根内，自根而上达花苞，则其汁自然浓郁，一经熬炼，光色黝然。子试识之，数十年后，此烟遍天下矣。”
俞樾记吸食鸦片之惨状以警世人，《春在堂随笔》还记有俞氏戒烟方两种，本书第9则后亦记“有一方可救之，宜广为传播。其方用雄黄二钱，鸡蛋青一枚，生桐油一两，河水调匀灌服”。
此外，卷十二之-条，全记有关日本之事。第则说明：“以上日本诸事，皆本其国人吉堂所录。吉堂姓东海氏，名复，在海外曾读余所著书。及至中国，知余有《右台仙馆笔记》之作，录此十数事，托余门下士王梦薇转达于余，因粗加润色而存之。余诗所云‘旧闻都向毫端写，异事兼从海外求’，洵不虚矣。”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手稿
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，可见《右台》的独特价值。俞樾与日本人多有交往，受邀为日本汉诗选编《东瀛诗选》等，亦可见俞氏在海外的文化影响。[6]
四，考据事件的真实性，记“异”而不求“玄”。
宋莉华在《清代笔记小说与乾嘉学派》[7]中指出乾嘉时期的笔记小说“从内容形式到审美特征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学者化倾向”。
作为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学术榜样的俞樾，很自然地将考据、音韵、训诂等乾嘉学人的治学范式融入到小说创作中，因此加强了小说的写实性，形成了小说“学者化”的特点。虽多记鬼灵、“男女饮食之间”等奇闻异事，但是他还是注重遵循客观事实，记“异”而不求“玄”，反映了清末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各地的民风民俗，揭露了苦难的社会现实。
而且他注重考据事件的真实性，经常旁征博引，用各种史书材料或各地相似事件来佐证，考据之风鲜明。全书涉考据者众，如第则考“妇女受杖之律”，第则引《论衡》及泰西人之说再作议论，第则按《梁书》而及其他，第则由《列女传》《博物志》开篇，第则由《礼记》开篇，等等。
谢超凡将俞樾“学者化倾向”的主要表现分为三点，即“一是把学术思想融入小说中，二是把学术范畴的考据方法引入小说，三是从传奇的虚构回归汉代的实录观念，力图使小说具有‘资考证’的功用”[8]。这三点概述非常到位，特别是“回归汉代的实录观念”深得我心，如能由“小说”视角回归“笔记”本位或更有意义。
通过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的切换，俞樾对官场伦理“在场”的批判，对生存智慧进行深切的反思，展示自由自在的“游牧式”思维，并由叙事阐释变为人格探索。
俞樾诗稿
如第则记博徒与得资助而后成为县令的孝廉之间的交往，借博徒之口说“一入朱门，则束缚欲死，非所以爱我也”，称赞“此博徒见识甚高，使淮阴侯能见及此，则无鸟尽弓藏之叹矣。谁谓市井中无英雄哉”。
又如第则记南浔道士周静涵斗“咸以为妖鬼所幻化”的“青衣人”失败，“临终谓其徒曰：‘吾为虚名所累，致损元功。尔等宜闭户自修，毋预外事也。’”其明哲保身意味外，也有不可“为虚名所累”的人生感悟。
俞樾在该篇末加考证说，“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记，其事当在乾隆初年。余考之汪谢城广文所撰《南浔志》，周静涵名科耀，一名道昱，嘉兴人，习青符五雷法。初居武康之升元观，后住南浔广惠宫，著有《补闲吟草》四卷。”其事虚实难知，而其人周静涵则实有，《南浔镇志》卷二十三“方外”有其传。俞樾考证，起到出虚入实之效。
除上述几个方面，俞樾还在笔记中提到一些其他观点，如对后世影响极大的“废医论”。年，俞樾开始撰《俞楼杂纂》，凡50卷。其第45卷中专列《废医论》，其文分七个篇章，长达余字。其中的《证古篇》中列举周公、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，借古讽今，称：“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，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，其药之而愈者，乃其不药而亦愈者，其不药不愈者，则药之亦不愈，岂独不愈而已，轻病以重，重病以死。”
《俞楼杂纂》
成书在后的《右台》，第则举假药致人死亡、医者误开药方等事，直称“卜可废，医亦何不可废之有”，并重提“余曾有《废医论》，刻入《俞楼杂纂》”，宣布“虽骇俗听，不顾也”。对自己的“废医论”有所呼应。
俞樾还将碑传类文字或未及写的事迹纳入了笔记。如第则，写咸宁人樊希棣，“余本拟为作传记存集中，因循未果，姑撮大凡存之笔记”；第则，写咸宁人余炳文之子余守钟为国殉难，“斯人也，固循吏及忠义传中当两收者也”，因未能及时作传，“余悲其意，牵连书之于此”；第则，写海宁州知州恽敷，在担任嘉善知县所办的两件案子，“既为作传，又存此于笔记中云”。
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、内容庞杂的著述，起源极早，过去或属之史部杂纂类，或属之子部小说类。人们常将“笔记”与“小说”混用，或径称“笔记小说”，20世纪20年代，上海进步书店刊行《笔记小说大观》，汇集自晋至清作品余部，内容庞杂而影响巨大；20世纪末，苗壮著有《笔记小说史》[9]，作为“中国小说史丛书”的“体裁史”之一面世，从概念到发展历程，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较详的考辨。
也有人主张“笔记”“小说”二者不可混用。刘叶秋著《历代笔记概述》[10]，作为“中国史学丛书”之一出版，归纳魏晋以来笔记为小说故事、历史琐闻、考据辩证三大类。
事实上，前人对“笔记”理解并不相同，即以作书名为例，宋人宋祁《笔记》，分释俗、考订、杂说三卷，明显为非小说的笔记；题名宋人苏轼的《仇池笔记》二卷，似为随笔似的小品文集。可见，笔记可形成史料笔记、笔记小说与考据笔记等多种类型，或因类型复杂，也可能出现混合型笔记。
俞樾信札
综上所述，从《右台》全书不惟记怪说鬼，且及当时社会现实、世态人情并多学术性内容来谈，从《右台》前4卷与《耳邮》的异同与“雅化”来看[11]，从其学者的身份、曾经的学官、多年风餐露宿艰辛漂泊的人生经历来论，其“消闲娱老”的表征外，有借民俗风物、婚恋奇闻谈因果报应以寓劝惩垂戒之意，借沦落士子、为官士人之众相以显士风世运之心。
《右台》记述所见所闻，不乏典型塑造；反映世间众相，颇多议论品评；时有抉微探幽，出经入史。《右台》内容丰富而庞杂，具有史料笔记、笔记小说与考据笔记等多重属性，其性质定位于混合型笔记或更近实。
二、题材特点：偏重晚清江南的社会现状
从题材来看，《右台》全书所记，叙事者或人物籍贯或事件发生地则大半在江南，而当时的江南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。晚清以后中国已处于从运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变之中，“北京—江南”的内陆经济体系正在向“港口—内陆”的海洋经济体系转变，港口开始变得重要，上海的地位越发显眼。生当其时的俞樾在《右台》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。
《春在堂全书》
清代江南版图，以太湖平原为核心，苏州为中心城市，南京、杭州为两强，苏南的无锡、常州、镇江，浙北的嘉兴、湖州，以及毗邻的长江以北的中心重要城市扬州等，钱塘江以南的重要城市宁波、绍兴等，均在其中。
《右台》全书直接记苏州有66处，或称姑苏，有6处，并多吴中之语，吴中有13处（其他异名或下辖地未统计。下同）；江宁有10余处；杭州有43处；无锡有5处；常州有5处；镇江有8处；嘉兴有7处；湖州有13处；扬州有23处，维扬有6处；宁波有9处；绍兴有28处。上海则有17处，或称沪上，11处。
显然全书所记以苏州为最多[12]，杭州次之，正在快速发展的港口城市上海显然已超过多数城市。张立旦《俞樾与通俗文艺》评述《右台》“内容大都描写妖狐神鬼故事，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采自江浙民间”。[13]“江浙”之说大体成立。
水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与显著的标识。《右台》中有不少事件均以水为事件发生的背景，或者与水有关。俞樾笔下的“水”显然已在晚清的大背景下浊化了，负面的事件相对居多。
如第则记扬州高邮女为人骗至舟“扬帆而走”，第则涉及社会治安混乱、略卖江北妇女至江南事，第则扬州东乡杀僧投尸于河，第则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事，第则溧阳“小吴王”托女于书生事，第则水边女鬼事，第则“操舟者”事、则溺水事，第则“兵船”事。读者正可由水上、水边祸乱等了解晚清江南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。
清刻本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商业与商人是晚清江南社会不可或缺的话题。全书多有涉及，如第则：“山东人朱翁，商于姑苏。性好施与，有以缓急告，辄假贷之，不责其偿。及病且死，其子问父：‘外人所假贷者，亦有契券乎？’翁曰：‘此可勿问也。吾枕函中有一小匣，吾死，汝取视之，一生吃著不尽矣。’俄而翁死，子发匣视之，中无他物，惟《朱子家训》一篇。此翁大有晏子凿楹之意，其所见高出士大夫上矣。”
称赞“性好施与”的商人“高出士大夫上矣”，传达出俞樾劝善心意之外，更有俞氏生活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、对绅商群体的崛起的某种价值认同。
社会混乱、民不聊生，下层百姓的命运与俞樾的感慨，书中也有体现。如第则，记“苏州自粤寇之乱，屋庐多毁……有老儒借虹桥滨一废屋，聚童子数人而授读焉。忽闻有声出自四壁，若母鸡之呼其雏。及夜，又闻若有数十妇人嘤嘤啜泣者”，形容当时社会似一将倾的百年老屋，并借此百年老屋之兴废，展开不同观点的讨论。
《茶香室丛钞》
作品当有社会代言人的角色，其在意义与价值方面的“立场”，是讨论作家最重要的依据。俞樾借苏州老屋以发感叹，值得